1960年8月31日，周述武，一名援藏干部，带着20份绝密文件、3支枪和一位女翻译，慌忙叛逃印度。这一行为让他成为了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共产党的“口实”。他背叛了祖国，投敌成为敌人的工具，瞬间成了媒体的焦点。
28年后，年老体衰的周述武病重，他把第二任妻子张顺娇叫到床前，留下遗言：等他去世后，一定要把他的骨灰带回故乡——湖北京山。
回到当年，西藏平叛后，年轻的援藏干部们冒着艰难险阻到达了日喀则，周述武便是其中之一。当时，他才37岁，担任江孜县中共县委副书记。他是湖北省京山县人，家境贫寒。刘邓大军解放鄂西山区后，周述武积极参与了土改和民兵清剿行动，表现出色，因此被吸收入党，成为乡政府的武装干部。他是被选为优秀干部，派往西藏支援的。当时，他只身赴藏，妻子周德芳和两个孩子留在湖北老家。
然而，1960年春节前，江孜县召开民主改革总结大会，周述武因“说错话”被冷落。会后，他被党内警告，接受了停职检查。三个月后，他被调任江孜地区农牧局局长，又被派去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。在此期间，他的上级安排了一个名叫丹珠的藏族女翻译。这段时间里，丹珠主动联系了一位有影响的上层僧侣，成功让他接受民主改革，解放农奴，分配土地。
展开剩余74%周述武感到高兴，几次跟随丹珠走进这位僧侣豪华的寺庙。然而，当这件事公开后，很多人开始指责他和“反动”上层的合作，甚至有人怀疑他与丹珠有不正当关系。这些指责让周述武陷入了困境。不久，他接到上级通知，要他立即向地委汇报工作。周述武心生恐惧，决定拖延离开。
就在此时，丹珠偷偷告诉他，这位僧侣愿意帮助他脱身，协助他逃往印度，并提供30两黄金以备急需。丹珠甚至说，她在印度有亲戚，生活上无需担忧，并表示愿意陪他一起度过余生。
周述武最终在丹珠的劝说下决定逃亡印度。很快，他成为了西方媒体的头条，被称为冲破共产党“铁幕”投奔“自由世界”的“英雄”。然而，丹珠并未与他结婚，而是骗走了大部分黄金，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1962年3月，西藏平叛结束。10月，爆发了对印自卫反击战。印度惨败后，表示愿意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。此时，周述武成了被遗弃的“政治垃圾”。在异国他乡，孤苦无依的他几乎没有收入来源，生活处境十分艰难。尽管如此，他始终渴望着能够回到祖国，回到亲人的身边。
为了谋生，周述武开始在华人社区做一些小生意。五六年后，他开了一家小饭馆。虽然生意不好，但他每天起早贪黑，一心经营，饭馆成了他生活的支柱，也是他精神的寄托。
1973年初，51岁的周述武通过华人朋友的牵线，和40岁的广东籍华人张顺娇结婚。婚后几年，他们一直未能生育孩子。后来，周述武通过朋友的帮助，收养了两个弃婴，分别取名为“周添俊”和“周添元”。然而，由于妻子张顺娇患有严重的肥胖症，几乎无法劳动，家中的重担完全落在了周述武一人身上。过度劳累的他最终病倒。
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，夫妻俩将饭馆租给别人经营，每月靠租金维持生活，周述武的治疗费用也只能东借西凑。最终，为了偿还债务，他们不得不卖掉饭馆，搬到了一间偏远的小屋子。
1986年初，一位回国探亲的华侨来到周述武病床前，告诉他中国政府有了新政策，决定对曾与党和政府为敌的人“既往不咎”，并且欢迎他回国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周述武激动不已，身体状况开始有所好转。当天，他忍着病痛给湖北省京山县政府写了一封认错信，表达了自己悔过的心情，并请求能回国定居。
京山县委和上级部门很快回复了他，表示会按照“既往不咎，来去自由”的政策，欢迎他回京山。收到回信后，周述武内心激动不已。接着，他写了几封信与亲人联系，得知自己原配妻子周德芳因病去世，三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，生活富足。这一消息让他既悲伤又欣慰，但也刺激了他日益虚弱的身体。
1988年2月，周述武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便把张顺娇叫到床前，叮嘱她：“我生不能回家向党和政府当面认罪，死后你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京山，遂我平生之愿。”不久后，周述武去世。
6月14日，在几位华人朋友的帮助下，张顺娇和11岁的养子周添元带着周述武的骨灰，从印度飞往北京。几天后，他们抵达京山。当地政府迅速为他们解决了生活问题，并安排周添元上学。8年后，周添元顺利完成学业，进入工作岗位，张顺娇和他对党感激涕零。
周添元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：“别人从国外回来，可以投资，促进经济发展，我们回来只添麻烦，政府还这样对待我们，为个啥？以前听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，我从没当回事。现在我才晓得爸爸总想着回国，他是在有了切肤之痛后，更真切地体会到：只有祖国母亲的怀抱最温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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